插图1  莫贺延碛道第一烽（四工村疏勒河北烽）

插图2  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示意图

插图3  莫贺延碛道第三烽――乌山烽遗址（今红柳园古烽燧） 宁瑞栋摄

从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是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之路最为艰难的路段。在这段长达九百里的旅途中，玄奘法师“渡胡卢河，出玉门关，经莫贺延碛，艰难险阻，仆而复起者，何止百十耶！”（唐·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塔铭》）西行的险难接踵出现，考验而体现出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留下一个又一个履险犯难的故事，令人蘯气回肠。
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玄奘行状》）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皆明载玄奘从瓜州趋西北而抵伊吾。这条路，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新北道”，唐代名莫贺延碛路，敦煌遗书中又名“第五道”。由于隋末丧乱，西域离叛，至唐代初年，“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玄奘此时往印度，既属违命私出，不敢公然行由官道；却又须不即不离，傍行穿插，以免茫然失路；后抵第四烽，得烽官王伯陇好意指点，避第五烽免遭缉拿，离开官道，西趋野马泉取水前进，可越出唐界，入伊吾国境。但玄奘西趋百余里，竟“觅野马泉不得”，而所携水袋又失手倾覆，从此焦渴困顿，昏厥不省，几乎命绝。后有凉风吹醒，又得识途老马引至水草池，方绝处逢生，终于安抵伊吾。其间，十余日之行历，学者少有详论。本文拟就此进行讨论，弄清莫贺延碛道的取线及沿途烽戍，玄奘怎样同官道交叉离合，以及本段行程中几个关键性地点、处所进行探讨，为玄奘研究稍作拾遗补缺。

插图4  莫贺延碛道第二烽――显明烽（白墩子）

插图5  双泉驿遗址（今大泉）

插图5  双泉驿遗址（今大泉）

莫贺延碛道名称由来及沿革
《玄奘行状》载玉门关外“凡有五烽，五烽之外，无复戍逻”，《玄奘传》亦云：“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传统文献关于莫贺延碛路瓜州段所属“五烽”的记述缺而不传。幸得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有颇为详悉记载，可据以考证落实“关外五烽”之所在。今摘录其相关记述并加注释于下：
“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   右在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1］，瓜州常乐［县］界。同前奉敕置（笔者按，此谓天授二年（691年）沙州刺史李无亏奏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692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2］行。至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3］。又奉今年［4］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5］，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6］，沙州捉四驿［7］。件检瓜州驿数如前［8］。”
“双泉驿［9］�Ｓ遥�在州东北四百七〔四〕十七里一百六十步［10］，瓜州常乐县界。唐仪凤三年（678年）闰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南去瓜州常乐县界乌山驿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驿六十［四］里八十步。”

插图7  玄奘瓜伊行进路线图

插图8  野马泉（今“芦草井子”）

插图9  芦草井子以西大片芦苇林

“第五驿［11］�Ｓ遥�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卌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
“冷泉驿［12］�Ｓ遥�在州东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弟〔第〕在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里。”
“胡桐驿［13］�Ｓ遥�州东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敕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14］八十里。”
注释：
［1］本卷既名《沙州都督府图经》（以简称《图经》），则所谓“州”，乃指沙州。下同，不重注。“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则指沙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此即新井驿（沙州东北至常乐城200里，常乐城北去新井驿27里200步），为莫贺延碛道南端第一驿。笔者曾比定在今瓜州县六工破城子（唐常乐城）北30里沙井子（见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85页）。近经踏勘，改定在六工破城子（唐常乐县城）北31华里（廿七唐里二百步）古驿戍处。此处有坞堡残垣，坞堡西南角有东汉烽火台一座，残高约8米，座标X16720.2，Y4494.7（插图1）。烽火台西南20步有大片士垃圾堆积区及陶片散布。北距广显驿（今白墩子）55华里（折唐里50里）。疏勒河为瓜州绿洲之北缘，此烽更在疏勒河以北4.5华里。自此已入戈壁荒漠，故须于此设烽警戒。此烽既为北出首途，故为第一烽。武周万岁登封元年于莫贺延碛道总置十驿，其第一烽即此，先名新井烽、后又于此置驿，名新井驿。
［2］矟竿道：是从敦煌向北（略偏西），经青墩峡、碱泉戍、矟竿戍抵伊州之路。此路早已有之，笔者两度前往考察，沿途多见东汉所筑烽燧，乃知此道东汉时已开通。隋末丧乱，伊吾叛背，此道不通。至贞观四年（630年），伊吾首领石万年率伊吾七城归唐[1]，此道复通。
［3］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初唐时，与伊吾国不相交通，此道闭锁。唐朝保据此道之南段，并在所控路段递置五所警烽，其最临前线、最关紧要、驻军最多因而最为著名的一所警烽名第五烽。当地以第五烽名此道，故称“第五道”。

插图10   大水烽燧

插图11：双泉驿之南北二泉

插图12  戈壁海市：虚幻的海水与倒影
4］所谓“今年”，笔者考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
［5］贞观四年（630年），伊吾来归，唐就其地置伊州，于常乐――伊州间置十驿，即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赤崖驿及失名二驿（插图2）。
［6］ “捉”：此谓掌控、管理、服役、供应等事。瓜州所捉“三驿”，为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新井驿上已言之，请言乌山、广显二驿：
乌山驿：西北去双泉驿六十九唐里，东南经广显驿到新井驿一百五十一唐里。笔者沿此驿道多次实地踏勘，在双泉驿东南70里许红柳园处，果寻得古驿戍遗址。此处有古烽燧残址（插图3）；烽火台西北约300米许有颇大水泉，积水面积约400平米；烽火台南100余米有古驿站遗址，驿站东南侧有几大堆垃圾、马粪等堆积物，从中发现汉简、麻鞋、开元通宝等物。南去白墩子古驿戍七十余里，驿道在驿站、烽台及水泉东侧自南而北通过。据驿道、里程、遗址、遗物及水源等诸项条件互为参证，知此必即乌山驿无疑。
广显驿：在新井驿与乌山驿之间。笔者多次循古驿道一路踏查，在乌山驿东南70余里、新井驿南50余里今名“白墩子”处，见有古烽燧及驿垣，据其所在位置及与南北二驿相距里数（西北距乌山驿七十四唐里，南距新井驿五十唐里），可断白墩子必即广显驿。白墩子本是古烽火台，清代移民来此，不知其名，见土墩经日光长期曝晒，其色灰白，乃俗呼“白墩子”。烽火台建在低矮小山丘上，台基平面为正方形，9×9米，残高5·8米，内层为西汉夯筑，夯层厚12厘米，东汉又在西汉夯筑体外用土墼包砌修补，下层铺垫芦苇，芦苇层上连垒三层土墼，如此上砌，规格同一。清代又在土墼包砌层外用土坯包砌。由此知此烽从汉代到清代已延续使用千余年（插图4）。连接烽台筑有坞墙，南墙靠东开门（烽台在坞垣东北角）。坞墙西垣基址下，见有马粪、垃圾堆积，知坞墙为后世所筑（大约清代所筑）。山丘东麓脚下，距烽火台70米有古坞堡遗址，坞垣为正方形，夯筑而成，平面占地约30×30平米，应为汉唐时代坞堡原址。烽火台所在山丘以北及西北，有泉数眼，水质微咸而人畜可饮。清代筑坝聚水，形成小水库，积水面积约100×100米。西北数泉之西，原有古驿站遗址，清代改建为佛寺及旅店，其西紧靠古驿道。
［7］沙州所捉四驿，为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所余三驿（赤崖驿及二缺名驿），由伊州捉守。
［8］件检瓜州驿数如前：“件”，分也，别也。谓别列瓜州所捉新井、广显、乌山三驿。按本《图经》虽记沙州之地，但因沙州往捉四驿须经过新井、广显、乌山三驿，故别连及而略言之。
［9］双泉驿：笔者据驿道所经及方位、里程、地形、遗址考之，即今瓜州县红柳园西北35公里之大泉（在今大泉火车站东北12里）。古驿道东侧有驿站及戍堡遗址（插图5），占地面积颇大；驿站西南及驿道西侧有大量的马粪及垃圾堆积，其中发现有麻鞋、麻布碎片、铜箭头、开元通宝等。驿站及戍堡遗址南百余米小山头上有古烽火台基址，土墼累砌，夹层用芦苇铺垫牵拉，芦苇纵横交错，分层迭压，排列整齐。小山头高约40米，驿道紧靠小山西脚（2007年某单位建管理站，推平山头，烽燧基址平毁）。小山头下驿道西侧50米处，见有两泉，分居南北，相距约30米，出水不断，流向西南，约五十米许，渗入地下；泉面轮廓不甚规则，积水面积各约9平方米左右。双泉驿殆由二泉而得名。清代曾置大泉军塘于此。东南去乌山驿（红柳园）六十九唐里（75华里），北（略偏东）去第五驿（马莲井）六十四唐里（《图经》脱字为六十里，严耕望先生校正为六十四唐里，余折算今里为70华里）。
［10］州东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此477里乃是指沙州经常乐县至双泉驿里数。但据实校之，此477里之计数有误。按：沙州至常乐城200里，又，常乐城至双泉驿220里（常乐城北至新井驿27里，又北至广显驿50里，又西北至乌山驿74里，又西北至双泉驿69里，则双泉驿至常乐城为220里）二数相加，共420里。知《图经》所载双泉驿在“（沙）州东北四百七十七里”当据实校为420里。又按：《图经》云第五道上“总置十驿”，自常乐城起，北至新井驿27里，又北至广显驿50里，又西北至乌山驿74里，又西北至双泉驿69里，又北至第五驿60里，又西北至冷泉驿68里，又西北至胡桐驿84里，又西北至赤崖驿80里，以上8驿合计512里。又加瓜州至常乐115里，共627里。《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皆载瓜州至伊州900里，则赤崖驿抵伊州当为213里。赤崖至伊州间尚有失名二驿，每驿相去平均71里，合适。由此亦可验证双泉驿至常乐城220里之数为是，而“四百七十七里”有误。
［11］第五驿：余据驿道所经、驿址位置、遗物等，考为今瓜州县西北边境之马莲井。在今公路（亦古驿道旧址）东侧，旧有土墼垒砌的古烽燧一座，20世纪50年代于烽台南侧修建商店，烽台被平毁，今仅存台址遗痕可见。烽台东100米许有古驿站废墟（插图6），2009年6月29日笔者与瓜州县博物馆及瓜州历史文化研究会同仁在废墟内外发现东汉剪边五铢十多枚，表明此遗址东汉已有之。驿站北有水泉，在涧沟内，涧沟宽10余米，深六米许，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50余里。疑即《魏略》引《西戎传》载新北道所经之“横坑”。自此进入莫贺延碛，乃多大风扬沙天气。清代于此置马莲井子军塘。
［12］冷泉驿：笔者据其方位、里程及地形加以比定，即今新疆哈密市之星星峡。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四记“井泉在道左山下，井楣有木栏，深丈余。”今公路修桥经此，泉在桥下，井壁改为石砌。古所谓“冷泉”即此。此峡两侧石壁高耸，形势险要，山高风急，气温骤降，所谓“冷泉”，殆由此取义。清代亦于此置星星峡军塘。陶保廉于光绪十七年过此，谓马莲井及此水均咸苦（见《辛卯侍行记》卷五）。裴景福于光绪三十二年过此，泉水味已变，云“余尝之，马莲井水亦较淡，今日水味颇甘，似已今昔不同。泉出于地，甘者本多；因土咸苦，泉由土出，甘味遂变。日久，为泉水浸漂，咸苦渐减，亦其理也。”陶、裴二氏前后相去仅十五年。
［13］胡桐驿：笔者据其方位、里程及地形地貌比定为今哈密市之沙泉子。余往踏察，在此地北面小山头上发现古烽火台遗址一处，土墼砌垒、夹层为芦苇、树枝。1996年8月，笔者又同李并成教授及安西宁瑞栋、李宏伟、李春元先生等前往考察，在烽火台所在山头之南里余，见有古驿遗址，驿址南有多处马粪、垃圾堆积；驿址东百余米有水泉流出，积水一泓，为此驿用水取给之所。清代于此置沙泉子军塘。
［14］赤崖驿：笔者据地形、地貌并参照胡桐驿距赤崖驿里数（80唐里）予以比定，当在今沙泉子西北88华里，格子烟墩东南62里；东经94°23′53.10″，北纬42°10′01.27″，今公路北侧157米。按，瓜州循莫贺延碛道抵伊州为900唐里，据《图经》，瓜州抵赤崖驿为627唐里，则赤崖驿至伊州当为273唐里。其间当置有二驿，《沙州都督府图经》失载。（参阅插图2）
《图经》所说的“第五道”，即  “莫贺延碛道”。莫贺延碛，为今瓜州县马莲井以北至哈密北山（古亦名祁连山、今名哈尔里克山）以南的大漠戈壁，伊吾绿洲即镶嵌在戈壁大漠中。汉代，从居延到伊吾庐一带，原属匈奴呼衍王领地。其封域内最大的湖、山、戈壁、峡口皆以“呼衍”冠名，于是有了呼衍海、呼衍山、呼衍碛、呼衍谷之名。汉译其名，就音书字，分别写成居延海、姑衍山、呼延谷、贺延碛（即莫贺延碛。岑参诗有《日没贺延碛作》），虽保留其音，却淆乱乃至失去了以匈奴呼衍王冠名而含有“呼衍王封域”或“呼衍王领地”的涵义，后世史家面对居延海、姑衍山、呼延谷、贺延碛诸名，竟茫然不知其义。其实，“呼衍”又作“呼延”，音同字异，本匈奴贵姓，世与单于联姻，封王，见《史记·匈奴传》。呼衍王的领地，东起居延海，西至伊吾，东西千余里。地以人名，故以“呼衍”泛称其地。变字作“姑衍”、“居延”、“车延”。汉魏古音“姑”、“居”、“车”皆读“姑”，与“呼”同属喉音，仅吐气强弱之不同而已。从知“呼衍”、“呼延”、“姑衍”、“居延”、“车延”译字有别，其音一也。西汉末又译“呼衍”作“五船”。“五船”一名见于《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说文解字·舟部》“船，舟也。从舟，?声。”又口部“?”字，段玉裁注“以转切”，读作“延”；《集韵》及《五音集韵》仙韵皆收有“船”字，注音“余专切”。笔者按：“余专”切音为“缘”，但余、以通转，如“與否”又作“以否”是也，故“余专切”古读亦同“以转切”音“衍”。从知“五船”可读为“乌衍”。而“五船”（乌衍）、“姑衍”、“呼延”皆一声之转。通过呼衍王属地伊吾大碛的道路，被称为“五船道”，实即呼衍道。《周书·髙昌传》及《隋书·髙昌传》又称“伊吾路”，学界亦称“新北道”。唐人谓之“莫贺延碛道”[2]。“莫贺延”，急读之即“呼衍”、“呼延”、“五船”、“姑衍”、“居延”、“车延”、“贺延”，知“莫贺延”皆“呼衍”之异译。《新唐书·地理志》载：瓜州常乐县“有拔河帝山”。拔河帝山即莫贺延山，为今之星星峡山[3]。
隋末丧乱，鄯善人割据伊吾称王。时，唐朝初立，以今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山为界，彼此隔绝，禁断往来，莫贺延碛道因而封闭不通。唐朝为了防控此道，乃在星星峡山以东至瓜州常乐县间分设五所烽戍以为警戒。五烽以西，过莫贺延山属伊吾国境，已非唐土。贞观四年（630年），伊吾归唐，唐于伊吾之地置伊州，乃在五烽以西继置五烽，故此道总有十烽，以护莫贺延碛道（又名第五道）。贞观十四年西征高昌，即循此道进军。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又于各烽置驿，乃有十驿，于是形成驿戍并置的格局。上引《图经》所载相关诸驿，反映了唐高宗及武后时此道通塞及置驿的情况。
玄奘此行怎样同官道交叉离合
玄奘私出西行，不敢公然行走官道，但又不能漫无依傍远离官道，只能远傍官道而行。其具体路线的推考，首先必须弄清官道的取线若何，这在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及所附《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示意图》已经揭示所傍官道为莫贺延碛道。其次，必须弄清玄奘所经同官道发生交叉与分离的情况，及其对玄奘行进路线发生怎样的影响。下面就此加以探讨。
《玄奘行状》及《玄奘传》关于玄奘经行中同官道发生交叉与分离的情况，有以下三点须加讨论：
1.玄奘是从唐玉门关上游即玉门关以东上流十里许渡过胡卢河的。唐玉门关作为关卡，必临大道。既云从玉门关上流十里许渡河，而此河又是起自东南、流向西北，这就意味着玄奘在开始的一段行进中，应是傍官道以东前进的。结合附近地形具体言之，则是从锁阳城出发，傍官道东侧向北，在唐玉门关（即马圈村西北小城[4]）以东、桥子村之西渡过胡卢河；又西北，经土疙瘩湾向北，由桥子口子穿过十工山，又西北经过今瓜州县城南，又趋西北过疏勒河而抵第一烽（插图7）。这一带，隋唐时代尚未十分开发，村落、人烟稀少。当年玄奘过此，多为戈壁荒滩，时常出现戈壁幻影，所以玄奘在此得见“有军众数百队，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
2.玄奘到第一烽西侧井泉处取水，被守烽者发现带进戍堡，校尉王祥心生敬佩。次晨，“使人盛水及麨饼”，并亲自送行十余里，嘱“径向第四烽”，告以第四烽烽官王伯陇亦有善心，又是王氏宗骨，“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必会给予帮助。玄奘于是从第一烽径趋第四烽。
从第一烽往第四烽，中间有第二烽（今白墩子）和第三烽（今红柳园）。第二烽在第一烽正北六十余唐里，而第三烽（今红柳园）在第二烽西北70余里。玄奘要避开第二烽趋向第三烽，必是傍官道西侧而行，即稍避弓背弯路，取弓弦直路傍官道西侧北行，与前段傍官道东侧而行不同（参阅插图7）。这样，其循行路线必与官道发生交叉，其交叉点即应在第一烽处。
第四烽（今大泉）在第三烽西北（北多西少）。而第三烽以西及西北有重重山峦为阻，故从第三烽往第四烽只能傍官道东侧行进，因知玄奘行进线路同官道又发生第二次交叉，其交叉点即在第三烽附近。
从第一烽往第四烽，为程220唐里，二日可到。玄奘之马驮有足够的干粮及饮水，两天之需不成问题。故无须向烽戍所守水泉处取水，完全可以避开第二、第三烽，因而可以避免被第二、第三烽捉获之虞。
3.玄奘从第一烽出发，第二天夜间到达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却被烽卒发现，被带进戍堡盘问。玄奘告以第一烽王祥校尉托付之言，果然得到烽官王伯陇的关照。次日，王伯陇“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且嘱“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据此，可确定野马泉必在官道以西（参阅插图7）。
玄奘听从王伯陇的建议，此后的行进便离开官道，从第四烽向西，但由于大风扬沙，路迹莫辨，致未寻到野马泉，失去饮水补给，焦渴脱水，几乎丧命。此后更失去路径，“唯西北望星月而进”。
玄奘失路困顿及行进情况的探讨
玄奘根据王伯陇的建议，离开官道，“觅野马泉不得”，遭遇生死临界之难，此后的遭遇，有必要加以讨论。
（1）王伯陇所提供的路线，除了可以避开第五烽的不虞之外，又有野马泉饮水补给的保证，此外还应含有此路迳捷，少走弯路，早达伊吾。今知从第四烽向西北，仅60公里即入伊吾国境，而且在这一地段之内，唐朝不设防戍，不必提心吊胆。
考第四烽即今之大泉（后为双泉驿），从大泉向西（略偏北）确有便道，人马可通行。经今兰新铁路照东、照中、照西及红柳河等车站之南，又西即进入伊吾国境。古代亦当有此便道，不可设想王伯陇会建议玄奘走一条从不通行的无路之路。
（2）《玄奘传》载野马泉在第四烽西北“百里许”。这一带属极旱荒漠，唯在照壁山中有数处水泉，野马泉当在其中，应是一处水甘可饮的大泉。笔者同瓜州县极旱荒漠保护处主任宁瑞栋、瓜州县文物局长李宏伟、博物馆长刘晓东先生等前往考察，在芦苇井子一带，果见犹有泉水渗出（插图8）。其西数里，有大片芦苇林，高过人头（插图9）。畜牧专家宁瑞栋云：“唯芦苇最为野马嗜食；此地有水可饮，有芦苇可食，又隐蔽安全，无人惊扰，是野马生活、栖息最佳之区。”则泉以“野马”取名，良有以也（这一带，清末犹有野马出没，数十年前绝迹）。据五万分地图比量之，大泉距此为49公里，与王伯陇所言“百里许”恰正相合。因疑此即所谓“野马泉”是也。
（3）玄奘为何“觅野马泉不得”？玄奘从第四烽西去，乃是沿着戈壁北缘及群山南侧前进。《玄奘传》载，玄奘经过一天的奔波，“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玄奘行状》则载：“遇风沙大起，不知泉处。日暗，傍一沙沟住。”原来遭遇沙尘暴，天昏地暗，不辨径路，导致“失道，觅野马泉不得”。其实，野马泉就在戈壁北缘照壁山中。虽南有照壁山主脉遮挡，北有照壁山支脉环抱，深藏隐蔽，遥不可见，但必有路可往。只是由于风沙大起，遂失路径。《玄奘行状》及《玄奘传》皆未曾言及入山寻之，看来玄奘盖因失去路径，不敢冒然入山，只是沿着照壁山南麓向西挺进，已越过照壁山，故不幸与“野马泉”失之交臂。
（4）玄奘在“觅野马泉不得”、所备饮水不慎失手倾尽，“又路盘回，不知所趣”的情况下，一度欲返回第四烽，但转思“誓不东归一步”的夙愿，复掉头西进。《玄奘行状》漏载一度东返的叙述，而《玄奘传》记之颇详，云：“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可见玄奘一度东返，并非西行求法之志有所动摇，乃是打算暂返第四烽详问西路并取得补给，以便继续西行。但东返“十余里”，又掉头西进。从此，任有千难万险，再不“东归一步”。此次“暂返”，反而表明玄奘求法之志挫而弥坚，百折不悔的决心，为后之西行求法者树立了榜样，激励着人们赍志不渝、勇往直前。
（5）《玄奘行状》及《玄奘传》皆载，玄奘掉头西进之后，“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气殆将绝”，昏厥不省人事。至第五日夜，忽有凉风吹醒，继而西行。复因精疲力竭，不能举步，卧不能行。梦一大神，促其‘强行’，于是振作复行。此时，“马忽异路而去，回之不得。行可十许里，遂遇一池，清冷澄澈，非常欢喜。便饮马，自复澡嗽，又取麨、剉饲马，池侧亦有青草。比明，马健，人复解斋。”此处“水池”“青草”，不知何在。斯坦因推测说：“拿现在的地图看，若从西北走，必须经过苦水附近的斜坡、烟墩的洼地，而到黄土地带的东南界、略有水草的所在。”[5]此说未稳。按《玄奘行状》及《玄奘传》皆云，从“水池”、“青草”处起身，第三日到伊吾。据《玄奘行状》及《玄奘传》所载进行分析，玄奘除焦渴昏睡、不省人事及后至池水养息的7天之外，其余9天行路九百唐里，每天平均行走一百唐里（折今110华里）（说见下节）。“苦水”（即清代之苦水驿，在沙泉子西、格子烟墩东），西去伊吾二百三十唐里，两天可到，不需“三日”。且“苦水”之地，古今皆无水泉青草，与《玄奘行状》及《玄奘传》所载不合，当非玄奘所到水泉青草处。至于苦水以西的烟墩（即格子烟墩）及“黄土地带的东南界”（所指盖长流水驿附近），犹不足两日之程，更何言三日程。据余考察，玄奘从大泉驿（唐代之双泉烽、双泉驿）向西略偏北而行，应是过野马泉（今芦草井子）之南，又西，过红柳河车站南，又西抵大水。“大水”在敦煌北境，南距敦煌城336唐里，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起用矟竿道，于此置驿，开元年代兼置碱泉戍于此。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置博罗台口卡墩。今此地仍有大片湿地，芦苇及杂草生长茂盛，清末以来名其地为“大水”，知当年泉水颇盛，上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干涸。湿地北缘紧连山丘。山头上有汉代烽火台兀然而立，高约7米，基本完好（插图10）。西去伊吾约330唐里，三日可到（每日平均行进110唐里）。笔者推测玄奘所到水泉青草处，疑乎在此。
玄奘瓜州伊吾经行日历
《玄奘傳》卷一载“贞观三年秋八月”从长安西行，经秦州、兰州到凉州。时因“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凉州都督李大亮令其“还京”，玄奘则私往瓜州。八月初一始自瓜州起身往伊吾国。辩机所谓“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是也（见辩机《大唐西域记赞》，载《大唐西域记》卷十二）[6]。至八月十六日终抵伊吾。以下，逐日记其行履于后：
八月初一    是日入夜，玄奘与胡人石槃陀自瓜州城北行，三更后，于唐玉门关上流十里许渡过胡卢河，歇息睡卧。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此为公元629年8月24日。
《玄奘行状》云：“又乃访得一胡，许送过关，临时复退，强凭之，乃行。夜至河，离关十余里，上源有胡桐树，胡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即渡河，心极欢喜，各下褥而眠。”《玄奘传》所记较详，云：“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师行二三匝。问其姓名，云姓石字槃陀。此胡即请受戒，乃为授五戒。胡甚喜，辞还。少时，赍饼菓更来。法师见其明健，貌又恭肃，遂告行意，胡人许诺，言送师过五烽。法师大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法师心不怿。少胡曰：‘此翁极谙西路，来去伊吾三十余反，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说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达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愿自斟量，勿轻身命。法师报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趋）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师必去，可乘我此马。此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师马少，不堪远涉。’法师乃窃念在长安将发志西方日，有术人何弘达者，诵呪占观，多有所中。法师令占行事，达曰：‘师得去。去状似乘一老赤瘦马，漆鞍桥前有铁。’既睹胡人所乘马瘦，赤鞍漆，有铁，与何言合，心以为当，遂换马。胡翁欢喜，礼敬而别。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椒树丛（笔者按：瓜州向无胡椒树，气候不宜种植。依《玄奘行状》作“胡桐树”是）。胡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余步，各下褥而眠。少时，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师。未到十步许又回，不知何意。疑有异心，即起诵经，念‘观音菩萨’。胡人见已，还卧遂眠。”
余考唐代玉门关为今瓜州县锁阳城镇东北马圈村小城，胡卢河为今之黄水沟（下游名芦草沟）[7]。渡河处在胡卢河上流“十里许”，约在今马圈村以东，桥子村西二里许。由此北行，必越过十工山，而附近幸有一条从东南向西北的穿山通道，今名“桥子口子”。玄奘必由此口穿行。渡河休息处，亦当在今十工山山坳背风处，距渡河处约2公里。盖因胡卢河以北多湿地，不宜栖身，故须择山坳背风处歇息。
八月初二    石槃陀畏难而返，玄奘孑然前行。
《玄奘行状》云：“夜半，胡乃起，抽刀行，而法师欲（以）为屠害。法师催起，念佛诵经。胡人还坐，少时复起，谓法师曰：‘国家法，私向外国罪名极重。前五烽路，游其下必被他投［捉］，终无得免，但一处被擒，即死人。弟子亦有家累，何能当之？王法不可干，共师还去。’法师报曰：‘奘只可向西而死，誓不东归而生。檀越不能者任还，奘独自去。’胡曰：‘师被他投［捉］，还相牵引，终不免罪。’法师为设重誓：‘纵令身碎为尘，终不相引。’为指天地星月重言，胡乃辞别。法师与马一匹而去。”
《玄奘传》云：“天欲明，法师唤令起，取水盥漱，解斋讫，欲发。胡人曰：‘弟子将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不如归还，用为安隐。’法师确然不回，（胡人）乃俯仰而进，露刃张弓，命法师前行，法师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数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师知其意，遂任还。胡人曰：‘师必不达，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师报曰：‘纵使切割此身如微尘者，终不相引。’为陈重誓，其意乃止。与马一匹，劳谢而别。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顷间，忽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止，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乃知妖鬼。又闻空中声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玄奘于此日途中见“有军众数百队”云云，乃夏秋季节戈壁常见幻景，所谓“戈壁海市”是也。此事为《玄奘行状》所缺载。
《玄奘传》又载，是日晨起而行，日落前至第一烽附近“隐伏沙沟”躲藏，所谓第一烽，乃指莫贺延碛道南端第一烽，后于此烽处置新井驿，在常乐城北“二十七里二百步”，其烽火台、戍堡及驿站遗址至今尚存（见前插图1）。至夜，方至烽西水泉取水。按：从十工山经今瓜州县城以南往第一烽（新井烽），直距40公里，道路曲折，故“八十余里”。
《玄奘传》记述玄奘在第一烽的经历颇为细致生动：“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盥手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即牵马向烽。烽上人亦开门而出相见。知是僧，将入见校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实似京师来也。’具问行意。法师报曰：‘校尉颇闻凉州人说、有僧玄奘欲向婆罗门国求法不？’答曰：‘闻承奘师已东还。何因到此？’法师引示马上章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艰远，师终不达。今亦不与师罪。弟子敦煌人，欲送师向敦煌。彼有张皎法师。钦贤尚德，见师必喜。请就之。’法师对曰：‘奘桑梓洛阳，少而慕道。两京知法之匠，吴蜀一艺之僧，无不负笈从之。穷其所解，对扬谈论，亦忝为时宗，欲养己修名，岂劣檀越敦煌耶？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檀越不相励勉，专劝退还，岂谓同厌尘劳、共树涅盘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罚，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祥闻之悯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师，敢不随喜！师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涂路。’遂拂筵安置。”《玄奘行状》所记较简略，云：“至第一烽，水边饮马。少时飞箭频来，几着于膝。既知他觉，急即向之。烽上人将火，问是何人，欲何所去。乃去帽现其法服，报云：‘从京师来，欲求法于婆罗门国。’人将上烽，见校尉，校尉深相责问。法师具陈行意，声泪俱下。彼亦慜然垂泣，云：‘师能如是，任师去，傥如所愿，亦国家之益，师且卧。’于是安置。”
八月初三    晨，自第一烽出发向第四烽行进。《玄奘传》云：“至晓，法师食讫，（王）祥使人盛水及麨饼，自送至十余里，云：‘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姓王名伯陇。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泣拜而别。既去，夜到第四烽。”
从第一烽往第四烽，为程220里，需二日到。所谓“夜到第四烽”，必非当日夜晚，应是第二天即八月四日夜间到达第四烽。
八月初四    是日夜晚，玄奘抵达第四烽。《玄奘传》云：“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插图11）。至水，未下间，飞箭已至，还如前报，即急向之。彼亦下来。入烽，烽官相问，答：‘欲往天竺，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彼闻欢喜，留宿。”
《玄奘行状》缺记第四日夜到第四烽之事。
八月五日    《玄奘传》记第四烽烽官王伯陇“留宿”之天明，“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云：‘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疎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从是已去，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
此言第四烽烽官王伯陇好心指点，避开位于东北的第五烽（今马莲井），迳向西北趋赴“百里许”的野马泉。按，第四烽（今大泉）以西“百里许”，唯今“芦苇井子”一带有水泉，王伯陇所说的“野马泉”，必在“芦苇井子”一带，已见前述，不赘。
《玄奘行状》则误将第一烽王祥校尉事与第四烽烽官王伯陇事混为一谈，云：第一烽校尉“天晓为设食，更施麨粮，自送十余里，云：‘师勿过余烽。第五烽外，有野马泉，可更取水去。’法师过第五烽，遇风沙大起，不知泉处。日暗，傍一沙沟住。”此云“法师过第五烽”，与《玄奘传》载王伯陇嘱“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疎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大相迳庭。其文又当有脱误，吾取《玄奘传》凿凿之言。
八月初六至八月十一日半夜    《玄奘行状》载：“日暗，傍一沙沟住。下水欲饮，马袋重，失手覆之，才得一饮之直，余并倾失。千里之资，此时顿尽，烦恼亦何可言！三更后复行，不知道路，唯西北望星月而进。至明午后，已大渴之，虽有麨?，干不能食。如是四夜五日，无一渧（滴）沾喉，人马俱困，不能复行。遂卧沙中，默念观音，不能发语，气殆将绝。”《玄奘传》所记略同，但缺载水袋倾覆未尽，尚有余水可供饮用（所谓“一饮之值”）的记述。又缺载“至明午后”始大渴无一滴沾喉的记事，当补之。但《玄奘传》载水袋倾覆后“又路盘回，不知所趋，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经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此记东行“十余里”又掉头“西北而进”，为《玄奘行状》所缺载。
《玄奘行状》接云：“至第五夜（笔者按：“第五夜”应从从八月初七午后算起，到八月十一日夜晚为“第五夜”），忽有凉风，非常冷快，体得醒悟，马亦能起。复强行二十余里，还卧不能去。梦一大神，告之‘强行，何为复卧！’于是复起。马忽异路而去，回之不得。行可十里许，遂遇一池，清冷澄澈，非常欢喜。便饮马，自复澡嗽；又取麨、剉饲马，池侧亦有青草。”《玄奘传》所记略同，但缺载第五夜凉风吹醒之后“复强行二十余里”的记述。
以上是“四夜五日”间发生的事。这五天的经历，可以分析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八月初六上半夜，因水袋倾覆加上失路不知所由，不得不东返“十余里”。
第二阶段，八月初六下半夜到初七午后，在东返“十余里”后，旋又掉头西进。是时已是三更时分，继续西行，到第二天午后（即八月初七午后），终因“大渴”“不能复行。”即《玄奘行状》云：“三更后复行，不知道路，唯西北望星月而进。”《玄奘传》对三更后至次日午后西行，换用文学性描述，谓之“夜则妖魅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不知这半夜加半天西行若干里，权且估计西行100里。
第三阶段，八月初七午后至十一日前半夜，终因渴极不能复行，乃至昏厥不省人事。《玄奘行状》云：“如是，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人马俱困，不复能行，遂卧沙中；默念‘观音’，不能发声，气殆将绝。”《玄奘传》亦云：“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
八月十一日    至第五夜半，得凉风吹醒，起身西行20余里，又疲困不能行，复睡，梦大神促起，于是又振作复行。老马强引而行十里许，到水池边，终于绝处逢生。《玄奘行状》云：“至第五夜，忽有凉风，非常冷快，体得醒悟，马亦能起，复强行二十余里。还卧不能去。梦一大神，告之‘强行，何为复卧！’于是复起。马忽异路而去，回之不得，行可十许里，遂遇一池，清冷澄澈，非常欢喜。便饮马，自复澡嗽，又取麨剉饲马，池侧亦有青草。”《玄奘传》亦云：“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体既苏息，得少睡眠。即于睡中梦一大神，长数丈，执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师惊寤进发。行可十里（此与《玄奘行状》“强行二十余里”不同），马忽异路，制之不回。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去草十步，欲回转，又到一池，水甘澄镜澈，即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
从第四烽（双泉驿）到此水泉清草处，行程最少已达200余里，撮述如下：
a.玄奘从第四烽西行“百余里”。后“失道，觅野马泉不得”，回身东行“十余里”。“百余里”，扣除东行“十余里”，权以百里计，是为此日所行；
b. 《玄奘行状》载，当夜“三更后复行……至明午后……无一滴沾喉，人马俱困，不复能行。”从“三更后”到“明午后”，西行若干里未记，但据半夜又加多半天的时间进行估计，行路当在百里以上，姑以百里计之；
c. 《玄奘行状》又载，“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吹醒，“复强行二十余里”，又“卧不能去”。 睡梦中大神促起复行，被老马强引前行，“可十许里”，意外到达不知名水泉，从此绝处逢生。
上述里程，相加为230里（100里＋100里＋20里＋10里=230里）。
此外，瓜州至第一烽142里（瓜州至常乐城115里，常乐城至第一烽27里，共142里。玄奘取捷径而行，所行当短于142里。但在瓜州往伊州全程900里中，玄奘的确完成了这段路程的旅行，故应计为142里）；第一烽至第四烽193里（新井驿至广显驿50里，广显驿至乌山驿74里，乌山驿至双泉驿69里，合计为193）。则玄奘从瓜州抵不知名水泉青草处总共已行565里（230里＋142里＋193里=565里），距伊吾多不过335里，约三日可到。
八月十二日   在水池边奍息一日。《玄奘行状》云：“比明，马健，人复解斋（笔者按，僧人谓进食谓‘解斋’）。”
八月十三日   在水池边再养息一日。《玄奘行状》：“更一日一夜，就水将息。后日盛水渐进。”《玄奘传》亦云“后日，盛水取草进发。”两文所云“后日”，皆指到达水池之后第三天方起行往伊吾。从知玄奘在池水边共停留两天。
八月十四日   从水池边起身往伊吾进发。
八月十五日   续续西北行。从“水池”往伊吾的旅途中，玄奘又遇见戈壁幻景，即《玄奘行状》云：“于流沙北维之外，复逢鬼魅，日有数般。困弊难艰，难为记述。”《玄奘传》则用“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序”一笔带过。玄奘第二天往第一烽途中曾见军队、驼马、旌旗、矟纛之形；在第四烽以西又见奇状恶鬼；在伊吾东境（所谓“流沙北维之外”）“复逢鬼魅，日有数般”。今瓜州、敦煌、哈密等地戈壁滩中多见幻化生成的浩渺海水、山峦树木之倒影（插图12），及日光照射、地气蒸发，如群马奔驰之形（《庄子》所谓“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但笔者尚未见过人鬼之形的戈壁幻影，近世亦不见有类似报导。
八月十六日（公元629年9月8日）   抵达伊吾。《玄奘行状》云“更经三日，方达伊吾。””所谓“更经三日”，是从八月十四日“盛水取草进发”，又历十五、十六两日，首尾共三日。《玄奘传》云：“更经两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亦谓从八月十四日“盛水取草进发”起，更经十四日及十五日方抵伊吾。
总上所述，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初一从瓜州起程，至八月十六日抵达伊吾，历时十六天。其间从八月初六到八月十一日夜，有五天时间因渴乏疲困、极少行路，多睡卧不起；其后又在水草池边停憩养息两日夜（八月十二日后半夜至十三日晨），其余9天奔波，走完900里全程。每天行路平均100唐里，即使足水、饱食、无风暴侵袭，亦得谓劳矣瘁矣。
[1]见敦煌遗书S.367号《沙州伊州志》。
[2]唐代文献最早出现“莫贺延碛”之名，见于麟德元年（664年）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
[3]参阅李正宇《唐瓜州常乐县拔河帝山考》，《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115－119页。
[4]唐玉门关所在，学者意见不一。余考为今瓜州是锁阳城镇马圈村西北小城。见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5]见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重印第一版，1995年5月北京第二次影印。32页。
[6]玄奘从瓜州西行出发之年月，诸说不一。宁瑞栋先生据辩机《大唐西域记赞》“      （玄奘）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之言进行考证。指出玄奘应于贞观三年八月初一日夜晚自瓜州起程往伊吾。详见宁瑞栋《玄奘与瓜州二三事》，载甘肃省博物馆主办、瓜州县博物馆协办《陇右文博――锁阳城申遗论文集》，2008年9月。128－129页。
[7]见前注4所揭李正宇《新玉门关考》。
作者：李正宇